（图源：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年第1期I罗益民，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文学理论；汪希，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拓扑隐喻学理论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16BWW）；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拓扑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性格理论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运用”（CYS）。美国现代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创作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讲述了十六岁少年霍尔顿从迷茫到成长的故事。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关于青少年迷茫和成长的小说，也是一部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作品。塞林格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霍尔顿心中以“麦田”为代表的象征空间与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有着高山流水般的契合。探索这部小说中存在的以“麦田”为象征的“异托邦”空间，及其对社会常规空间中权力流动的映射和批判，揭示常规空间中主流话语权力对人的“规范化”改造，从而使人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成为权力所压抑的对象。主人公霍尔顿正是以“异托邦”的视域看到了常规空间的真实面貌，从而完成了从空间边缘人到“异托邦”“守望者”的身份转变。异托邦;Ｊ.Ｄ.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权力;身份异托邦的“守望者”———塞林格笔下的麦田、权力与身份罗益民汪希引言乌托邦概念始自托马斯·莫尔（ThomasMoore,-）的名著《乌托邦》（Utopia,），意图是要构建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这方面的文学主题形成一股历史洪流，贯穿历史长河。其实，创世纪神话中的伊甸园故事和柏拉图殚精竭虑要构建的哲学家治天下的《理想国》是这方面的滥觞。及至浪漫主义时期以及在此之前的传奇作品、田园描述，都有这方面的精神和情调。与此并行的，则是反乌托邦传统，到斯威夫特、赫胥黎和奥威尔手上推向高峰。后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T.S.艾略特的《荒原》则在诗歌领域里，以另一种形式演绎了这个主题。评论界未曾注意到另一个有关联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就西方而言，在《镜与灯》的作者艾布拉姆斯所编的多版《文学术语词表》（AGlossaryofLiteraryTerms,10thed.,）和企鹅版《文学理论、术语词典》（A.Cuddon,ADictionaryofLiteraryTermsandLiteraryTheory,5thed.,）中都未及收入这个由概念形成的术语。同样，在外研社出版的两卷《西方文论关键词》（;）中也未曾收入此词。但这个基于社会权力话语的社会学概念，却可以奇妙地解释文学传统中介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另一种空间状态。本文研究发现，美国现代作家塞林格的杰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活画出来的，关于由权力、身份等因素演绎出来的典型的异托邦空间的艺术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TheCatcherintheRye,）是美国现代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D.Salinger,-）创作的经典小说，被誉为二战后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Steinle,:）。塞林格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霍尔顿·考菲尔德这样一个具有复杂矛盾身份的十六岁少年形象。他一方面没有真正准备好进入成人社会，另一方面却又因为将自己“敏感的灵*过度暴露在成人世界的刺眼光线下”（Moore,:）而无法回归到纯真的儿童世界。小说中围绕霍尔顿所展开的也是一个个互相矛盾的世界或空间，海伦·温伯格（Weinberg,:）就认为霍尔顿不仅生活在公共空间之中，在他的内心世界还隐藏着一个秘密空间，所以“霍尔顿在公共场合使用不同的冷漠、粗野且通常是虚假的粗俗语，而在他自己的秘密世界中则使用文雅的语言”。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诸如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这样的一个个互相矛盾的空间。根据福柯的“异托邦”理论，霍尔顿在这部小说中所提到的“麦田”其实就是一个与常规空间相异的，既存在于霍尔顿的幻想中，又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异托邦”空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异托邦”理论极具反抗性，与福柯本人的思维模式有着紧密地联系。正如阿甘本（Agamben:7）评价福柯所说，“福柯终其一生都在反抗着，反抗那所谓的普遍性原则。他反对大写的国家、真理、权力及主体”。“异托邦”的存在既是对常规空间的映射，也是对常规空间的颠倒与抗议，它能以一种“不在场”（absence）的视域观察权力在常规空间的运作。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创造出霍尔顿心中以“麦田”为代表的一类象征着霍尔顿心中那些纯真、善良、自然却又真实存在的空间与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有着高山流水般的契合。霍尔顿这个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中产阶级男孩享受着高等的教育，穿梭在繁华的都市间却提出了“麦田”这样一个田野间嬉戏的空间，这对于霍尔顿所处的常规空间来说的确是一个“异托邦”的存在。本文拟通过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各种矛盾性上升到哲学和理论的层面进行讨论。这样不仅能突出常规空间与“麦田”空间的对比，更加清晰、客观地对常规空间进行剖析和批判，也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游走在各种空间中的霍尔顿的身份变化历程，从而探寻到这种变化背后所反映出的后现代主义空间理念。这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角度。塞林格笔下作为“异托邦”的“麦田”“异托邦”（Heterotopia）是福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原本是一个医学术语，是异位移植的意思，是一种异常但是现实的技术或者现象。但福柯在他的哲学中从未对这一术语下过明确的定义，他也仅有三次曾在他的发言或著作中准确地提到这一术语。这个术语的准确含义，仅可以从上下文得到领悟和阐释。从福柯的这种做法中可以看出，他的“异托邦”理论不是一个僵死的教条，而是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广延性。不过有关他的“异托邦”理论，依然可以从他的哲学思想中窥见一斑。福柯（Foucault,:），认为“异托邦”是一个相对于“乌托邦”的概念，并曾在他的《不同空间》（DifferentSpaces）一文中说道：“在所有文化与文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它们被话语体系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域，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与乌托邦相异，我称它们为异托邦”。“乌托邦社会”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一种社会理想状态，处于这种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资本主义一切弊端（刘茂生、罗可蔓，:37）。换言之，“乌托邦”是存在于理想中的不能实现的空间场所，而“异托邦”则是处于现实空间之中但是需要想象才能发现其存在的空间场所。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个理论，福柯在年的一次演讲中将“异托邦”比喻为孩子们的游戏空间。例如在一个真实的教室里，孩子们可以扮演成国王或者骑士。在这个真实且异位的空间之中，孩子所扮演的角色与自己在现实中的学生角色发生断裂，国王或骑士作为异质空间中的主体在这个断裂中被建构出来成为可能（Hjorth,）。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到“异托邦”是一个结合了真实与想象的空间。
另一个有关“异托邦”的生动例子是福柯曾对博尔霍斯在自己的作品中援引了中国某本百科全书中有关动物分类的发笑。中国人对动物的分类方法颠覆了福柯以往的西方思维，福柯（Foucault,:2）认为“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思想所有熟悉的东西，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平面，并且将长时间地动摇并让我们担忧我们关于同与异的上千年做法”。在这里，“中国的分类学就是一种外在，它像镜子一样以外部的视域折射出福柯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的逻各斯”（张锦，:99）。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就是一个“异托邦”的存在，通过这个“异托邦”，西方得以从另一个“不在场”的视域观察自己的各种*治、文化、社会状态。萨义德（EdwardSaid,-）在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中所用到的观察方法与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萨义德（Said,:9）认为，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常见的“他者”（theOther）形象之一。在这本著作中，萨义德正是因为拥有熟悉殖民地和帝国主义两套话语的双重身份，才没有像以往的东方学研究者一样从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出发，而是站在东方的角度，才得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Said,:）这样一个颠覆性的结论。东方这个“他者”相对于西方人所处的常规空间来说，正是一个“异托邦”的存在。这便是“异托邦”的重要作用，能够为人们提供另一个视角观看、剖析自己平常所处的常规空间，观看微观权力在其间的暗流涌动。有学者认为，霍尔顿也是“一个观察者”（Laser,etal.,:14），他以另一个不同的视角观察着自己所处的常规空间。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小说中，“麦田”是一个重要的意象，也是一个重要的空间位所。它是霍尔顿想象中的孩子们的玩耍之地，象征着以弟弟艾里、妹妹菲比所代表的天真无邪的儿童世界；象征着以修女为代表的善良美好的心灵；也象征着自己内心所向往的那个林中小屋，那片处于自然中的静谧之地，这些都既是霍尔顿想象中的空间，又是真实存在的空间。因此，“麦田”也是霍尔顿所处的常规空间中的一个“异托邦”空间，它既是霍尔顿想象出来的空间，也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那些美好纯洁的心灵以及宁静朴素的自然。正是因为霍尔顿站在“麦田”这个“异托邦”的角度，他才能够以一种更加清晰的状态观看到自己所处的常规空间中的各种虚假与伪善。与这部小说同一时期创作出来的戏剧《推销员之死》（DeathofaSalesman,）同样，也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残酷与现实，但由于主人公威利·诺曼的思维视域一直处在常规空间之中，而没有一个“异托邦”空间帮助他看到现实社会中人们所普遍认可的那些规则与价值观对人的规训和异化，所以他至死也没有认清所处社会的真实面貌。
根据福柯在他的《其他空间》（OfOtherSpace）中所提出的“异托邦”的六大特征可以看出，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设置了“麦田”这个“异托邦”空间的确是匠心独运的。首先，作为“异托邦”的“麦田”能够使其与霍尔顿所生活的常规空间之间形成一种横向的比较，从而达到对常规空间的剖析与批判。其次，“麦田”也能与不同时期的空间进行纵向比较。“麦田”既是处于现在时的霍尔顿对纯真童年的怀念，也是曾经积极向上的美国与20世纪50-60年代的那群“垮掉的一代”之间的鲜明对照。再者，“麦田”还能将各种毫无关联的场所叠加在一起，让它们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鸿沟而得以在这个“异托邦”中集中表达。孩子们的纯洁、修女们的善良、自然界的宁静共同绘制了“麦田”这样一个霍尔顿心中的向往之地。不仅如此，这样一个“异托邦”既开放又闭合，对霍尔顿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力，但是又因为霍尔顿无法达到要求的条件而又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异托邦”空间。霍尔顿虽然内心善良，但他也不由自主地受到所处常规空间的影响。例如，虽然他讨厌身边那些满嘴脏话、性、毫无道德的同龄人，但他自己的行为也总是与他们如出一辙。因此，他无法真正地进入“麦田”，像孩子一般自由自在地嬉戏，也不愿掉入“悬崖”下的常规空间，因而只能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异托邦”之镜子：常规空间的权力流动
本文在研究《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引入福柯“异托邦”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突出这部小说中“异托邦”与常规空间之间的映射和对比，从而揭示各种微观权力在常规空间中的暗流涌动。正如福柯本人在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时，总是选择从监狱、疯人院、性这样的边缘题材出发来揭示主流社会的微观权力一样，因为一种“不在场”的视域更便于看清常规空间的本来面目。在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可以发现，在这部小说中，大多数人几乎都生活在一个被普遍规则所规范的常规空间之中。学校和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在学生群体之中也有着一个个小团体，而在社会上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似乎也都在按照一种同样的方式生活着。霍尔顿则与那些身处其间并对这些社会规则深信不疑的人不同，他以另外一种视角看到了常规空间的“监狱”本质，主流话语的霸权以它所制定的社会规则、价值观为工具规劝、改造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从而使这些人成为权力所需的规范化、统一化、有用的主体，而像霍尔顿这种与主流话语唱反调的人“则不是被拒绝，就是被边缘化”（福柯，,14）。这样一种主流话语的霸权现象正如福柯（Foucault,:）所说：“人并没有从一次次战争中逐渐进步，达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最终只是法制取代了战争状态；人在规范系统的范围内使用它的暴力，然后从控制到控制”。
如前文所述，乌托邦是凭借想象中的标准、指数或参数等这些具体的细节以及之前成竹在胸的柏拉图相论（又称“理念”或“理式”论）式的蓝图来构建一个柏式“理想国”式的城邦或社会，反乌托邦则否定了这种空间建制、机制、价值、效果的可能性，比如讽刺辛辣的《格列佛游记》、栩栩如生的《动物农场》《》，都是这样的作品。塞林格的艺术空间则不属于前两者的做法。若从心理与审美机制的角度看，与克罗齐和英国诗人约翰·济慈倡导的移情和通感颇有如出一辙的殊途同归之妙。换一句话说，是一种物我同一的映射式空间塑造，在想象形体之中，通过位移的手法，托异之邦置于另一对应的空间。
可以看出，霍尔顿眼中的麦田对象空间，即是一个“美妙的新世界”。这里的新，是托异而移置的对象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构成这个空间的组成部分、因素以及如中国哲学家朱熙所说的理即是“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模仿论所说“隔真理两层”而不真实的说法。
霍尔顿在所生活的常规空间中一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痛恨常规空间里的人和人们所自发赞同（spontaneousconsent）的普遍规则与价值观，常规空间同样也拒绝了不遵守规则的他。在学校，老师希望学生能认真学习、遵守规则、按照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标准去成长。正如霍尔顿的历史老师斯宾塞所说：“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塞林格，:9）。例如，在英文课的“口语表达”考试中，英文老师有一套考试标准，即每个学生都需要在课堂里站着演讲，并且不能离题，一旦离题就可能会面临低分或者不及格的后果。老师和学生们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则，但霍尔顿却不一样，他讨厌规则，所以他说道：“我喜欢人家离题。离了题倒是更加有趣”（塞林格，:9）。于是霍尔顿自己也因为离题而得到了不及格的惩罚。在学生群体中，每个学生都需要融入小团体并遵守小团体里面的规则，不融入的学生则会遭受到排挤。霍尔顿在爱尔敦·希尔斯的同学詹姆斯·凯瑟尔便是因为不肯融入和妥协，最后受到学生小团体的欺凌而跳楼自杀。但是霍尔顿对于这样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却是极其欣赏、喜爱的。
在家庭中，霍尔顿厌恶哥哥DB那种父母认同的成功典型：到好莱坞工作，买一辆凯迪拉克汽车。他也厌恶父亲的律师工作，认为自己父亲与其说是救人性命，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当红律师，获得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地位。在纽约，霍尔顿厌恶那些以宾馆的妓女、紫丁香厅的金发女郎、出租车司机为代表的金钱（利益）至上、只